2025年是中共四大召开一百周年。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为深刻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革命经验，解答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以及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中共四大在国共合作新局面下召开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大幕正式拉开，革命力量得以汇集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形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局面。

革命新局面首先体现在二七惨案后消沉的群众运动有了复苏的迹象，尤其是在国民革命主阵地的广东取得了较大进展。1924年5月，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发起召开了由一百六十多人参加的工人代表会议，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刘尔崧、黄天伟、周祯、鲍武任常务委员的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为推动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为抗议英国等列强势力压制中国民众出入沙面租界的所谓“新警律”，中共广东区委于7月间领导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举行罢工、游行等示威活动。持续一个月之久的大罢工以工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而告终，罢工的胜利起到了振奋人心、引领革命的示范作用。

农民运动也是在国民党一大后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于1924年3月拟定了开展农民运动的初步计划，并要求在广东通过组织农民协会等形式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广东区委派员到广东各县开展相关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动农民向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为了加快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培养革命急需的农运骨干，在共产党员彭湃等人的提议和实际主持下，从1924年7月开始举办广州农讲所。8月21日，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学员毕业时，孙中山还特意到农讲所作了《耕者有其田》的专题演讲，鼓励学员积极投身农民运动。

彭湃是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他虽然家境优渥，出身于海丰大地主家庭，但他一心用在组织农会上，领导家乡农民开展减租运动。广东的西江、北江、曲江、清远等地掀起了农民运动热潮。同时，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取得较大进展。群众运动的发展，又推动了国民革命形势的好转。

国共两党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举办一所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军校，以此组建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虽然孙中山向来重视军事工作，但他利用旧军阀开展革命接连遭受挫折。孙中山最后决定通过创办军官学校来真正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他亲任总理。黄埔军校于1924年5月开学后，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任教。特别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于1924年11月主抓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后，建立了政治部的工作制度，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学生灌输“为什么要革命”以及“军民关系”等问题。黄埔军校面向全国招生，选拔了一批优秀学员，诸如徐向前、左权、陈赓、周士第、蒋先云等杰出将领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国共两党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为基础，成立了黄埔军校教导团。同时，中共广东区委还成立了分别由共产党员施卜、彭湃担任团长的工团军和农团军。正是依靠上述力量，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了商团叛乱，稳固了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一大前，国民党的组织主要在广东、上海、山东、四川等少数省份。国民党一大后，其他省份也在共产党员帮助下成立了国民党地方组织，如李大钊、林伯渠分别在推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汉口执行部发展地方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亦是如此，国民党组织在全国各地得到快速发展，党员人数激增。如在四大前夕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所辖的北方十五省、区，党员人数达到一点四万人，国民党组织在一些省份从无到有。

直系将领冯玉祥深受国民革命影响，他通过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国民会议运动和反帝运动在大江南北日渐兴起，形成了有利于大革命的政治环境。

当然，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各地中共党组织将工作重心集中在国民党工作后，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如中共上海党组织提到“以前有党员五十六人，但现在确数只有四十七人，一方面新党员的增加率却也非常迟缓”。

为了更好地领导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运动，并解决国共合作以来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出席四大的二十名与会党员代表着全国九百多名党员，成为党史上一次重要的党代会。中共四大主要围绕如何强化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做好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展开。陈独秀、瞿秋白等五人组成了大会主席团，陈独秀按照惯例主持大会，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致贺词并作主题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现状的报告。

中共四大深入总结了国民党一大以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全面分析了新的革命形势，系统回答了存在的新问题。大会通过了十一个决议案，并修改通过或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在党章方面，中共四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基本延续了三大党章的内容和结构，只是改动了部分条款，对党员、会议、组织、经费、纪律等问题作了调整，使得党章趋向完备。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党章把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地方上各级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书记等。

中共四大中通过分析国内外革命形势和社会各阶级的地位，认为“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且要让工人运动“做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明确提出，为此后中国革命的走向和性质定下了基调，并指明了方向，从党的理论层面上明确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增强了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主观能动性。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工人和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紧密关系，认为中国革命若想取得胜利，必须要有各革命阶级“普遍的参加”，农民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中共四大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与群众运动工作有机结合，强化了党对群众运动的组织宣传和政治领导，提出要进一步发展工会组织，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并在合适的时机争取工会组织的公开活动和统一领导。

大会最后一项议题是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等五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在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五人组成中央局，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负责党的日常领导工作，贯彻四大相关决议，统筹全国革命事务。

不过，中共四大的相关决议案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诸如对农民问题认识不深入、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缺乏切实可行的办法等，这些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继续深化对党的理论的认识和探索。

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很快到来

中共四大不仅实现了党的理论创新，而且，其创新理论逐渐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革命的大发展。因为在四大至五大之间，既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党员人数激增，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还使国民革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国民革命军通过北伐，使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域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

中共四大召开后不久，以工农为主体的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很快到来，这一高潮是从上海开始的。1925年2月的日本纱厂大罢工虽以日方被迫签订条约，工人获得不被打骂等四项权益而胜利告终，但工人复工后，日本纱厂接连破坏条约，甚至制造了枪杀顾正红案，引发民众抗议。5月30日下午，英人捕头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共产党员何秉彝等人被打死。惨案发生后，已经开始筹备的上海总工会在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组织下正式成立，并负责领导发起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引发了民众心里对帝国主义积压已久的怒火，6月1日起，以罢工、罢课、罢市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上海各界群众纷纷走向街头，抗议英人捕头的暴行。6月4日，上海总工会与其他商学团体顺势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组织。共产党员向警予、杨之华等走上街头工厂开展演讲和宣传活动，组织上海妇女参加五卅运动。在她们的带动下，十余万上海女工参加了罢工斗争，他们站岗放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将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融合在一起。

五卅运动从上海一地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全国约有一千七百万各阶层民众参加了这场运动，“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喊声遍及偏远城乡。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动员各阶层民众参加五卅运动，在1925年6月5日，北京各界四百八十多个团体的六百余名代表在中央公园召开“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共产党员刘清扬、邓鹤皋与社会各界名流共三十人当选临时执行委员，领导开展抵制英、日货活动，并为上海工人募捐。五卅惨案在广州和香港更是引发了省港大罢工，持续十六个月之久。五卅运动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群众运动，党在工人中间的政治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也促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发展。中共党组织在五卅运动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发展，党员人数从1925年初不足一千人至年底发展到一万人，并锻炼造就大批干部。党在领导五卅运动过程中更加坚信工人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在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国共两党利用有利形势，开展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由于广州国民政府并未统一广东全境，广东的东江流域、西南部分别控制在陈炯明、邓本殷手里。1925年2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军出征，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士气高涨，屡立战功，打出了黄埔军校的威名。比如在2月15日，教导第一团作为主力部队迅速进占防备森严且有两千守军的淡水，之后又随军攻克平山、海丰等地。3月13日，教导一团又在棉湖遭遇敌军林虎部主力，战斗异常激烈，毅然坚持到援军到来，与援军一起将林虎部主力击溃，这就是关乎第一次东征胜负关键的棉湖战役。至4月，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但是，第一次东征后广州国民政府在广东面临的威胁并未完全消除。东江地区一度再次被陈炯明余部占领，之前战败已归附广州国民政府的刘志陆、杨坤如等相继叛变，邓本殷部与刘、杨等人遥相呼应，伺机攻打广州。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于1925年10月6日出发，向东进军，进展较为顺利。10月14日，东征军已攻克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要地惠州。11月14日，东征军又在福建永定全歼刘志陆的部队，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周恩来领导的总政治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政治部召集当地民众，开军民联欢大会，宣布我国民政府之政策，及本军东征之意义。并张贴各种图画、标语，使人民咸了解本党之策略，我军之真相”。此外，由李济深指挥的南征军于次年2月攻占海南岛，全歼邓本殷的部队，至此统一广东的战争完成。通过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把对广州国民政府构成巨大威胁的陈炯明、邓本殷部消灭，为此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提供了坚固的大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

北伐开展和农民运动的空前高涨

1926年7月，为消灭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势力，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面对的北洋军阀势力主要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个军阀各据一方，互不统属。其中，吴佩孚是北伐军首先需要直面的对手，主要势力范围是两湖和河南等地，兵力有二十余万人，是三个军阀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孙传芳总兵力与吴佩孚相仿，但军队战斗力较强。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兵力有三十余万，在三者中实力最强。

随着北伐的开展，省港罢工工人组建了大批的卫生队、宣传队、交通队等后勤力量随军出征。五卅运动后已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再次高涨起来。从1926年6月至9月，上海工人罢工一百余次。随后，上海工人更是通过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的行动，特别是1927年，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再“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更加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主张“要有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不过，前两次武装起义因准备不充分和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无果而终。为筹备发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联合成立了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认真总结前两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加强了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强化了添置武器装备和组建工人纠察队，并聘请黄埔军校的毕业学员担任教练，对纠察队队员进行军事训练。1927年3月21日，特别委员会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南市、虹口等七个区域与敌军作战，经过近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取得了胜利，成立了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临时市政府是党领导民众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尝试，通过成立政权机构、选举人民代表会议、制定政纲条令、加强工人武装、维护工人利益、配合北伐军等举措，“为中国革命开了个先声”。

与此同时，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空前高涨，为北伐军提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截至1926年10月，广东全省有农会会员八十余万。湖南全省开展农民运动的已有六十五个县，其中有四十五个县是在中共党员组织下展开的，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有三十余万人。据时人回忆，“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宣传和精心组织，共产党人纷纷走向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耐心发动工农群众。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还带动了地方党组织的迅速扩充。

中共四大是党实践群众路线的重要开端，其不仅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工人中间吸收党员，还要求深入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小手工业者中间发展党员，以此增强党的社会基础。中共四大后各地党组织扩充了组织规模，从四大时全国只有九百九十四名党员，到中共五大召开时快速成长为拥有五万多名党员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并拥有九百七十余万农民和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作为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性政党”。中共四大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党员人数增加了将近六十倍，无疑是中共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速最快的时期之一。此外，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工农党员迅速增加，工人占党员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七。总之，中共四大的召开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仰亮）

来源：团结报